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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认清国家安全形势 筑牢国家安全防线

2017-05-02 10:10:52   来源:宣讲家网     作者:梅新育


  核心提示:2017年2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贸研究所梅新育研究员围绕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分析国际秩序大变局给国家安全挑战带来的新特征,关注当前我国传统经济安全、政治安全遇到的新挑战,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安全新形势。

  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国家安全涵盖领域十分广泛,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二,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第三,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

  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安全、社会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

  关注国家安全,我们为何而战?这一点我们是需要讲清楚的。当初在中国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装备和人数都远远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击败国民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根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战士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并把这种信念、这种理解灌注到自己的行动当中,这种认识所带来的勇气和主动精神使得他们能够创造条件去克服装备和人数等各方面的劣势,面对拥有优势的敌人战而胜之。现在,在国家安全工作当中,我想我们也要首先明白为何而战。

  有些朋友好奇我这样一个经济学者怎么会关注国家安全的问题。其一,在经济研究工作中,经济安全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其二,在十年前,我有了一个判断。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经济基本“上了路”,只要中国社会不发生大的震荡,那么中国经济要想“赶上去”只是个时间问题。我是研究经济的,主要研究国际经济与战略问题。我研究了世界上后发国家、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起飞,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在历史上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是非常多的,并不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可是,这上百个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绝大多数在最后都没能“修成正果”,暂时修成正果的只是一小撮,而且这一小撮里面有好几个还被证明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很多国家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后,陷入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美化,更糟糕的是陷入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甚至是内战外战,我称它为“起飞夭折”。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连续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飞,这个社会发展进程能不能持续、能不能修成正果,我们百年以来的赶超进程最后的结果是鱼跃成龙,还是发展停滞,还是“起飞夭折”,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有一个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社会这几十年发展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成就巨大到什么地步呢?从经济上面来讲,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穷二白,那个时候我们主要工业品的产量不说和西方国家比,就和印度相比,印度的主要工业品产量是我们的五六倍甚至十倍以上。我写了一本书《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发现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人们都说中国高铁比印度铁路领先一个时代,说到中国的铁路人们想到的是高铁,说印度的铁路人们想到的是火车上挂满了人。但是大家可知道,印度开始修建铁路的时候比我们要早几十年,印度第一条铁路投入运营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金田村起义爆发的那一年(1851年),过了几十年中国才开始修建铁路。印度的铁路长期领先于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呢?印度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铁路运营里程有5万多公里,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国铁路运营里程只有2.1万多公里。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全部超过了印度,一直到70年代末,我国铁路运营里程虽然是翻了一番,达到4万多公里,但还是没有赶上英属印度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铁路运营里程。到80年代的时候,我国铁路运营里程才赶上印度在英属印度殖民地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水平,但那时我国铁路客运的最高运营时速仍然没有达到印度同期水平。一直到90年代后期,经过几次大规模提速,我国铁路才从运营里程和运营时速两个方面全面超过了印度。现在,我们和印度的铁路显示的是两个时代的情况。

  再从工业看,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我国制造业已经超过了其他的国家,成了全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而且我们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贸易方面,我们在2015年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例是14%,这个比例与上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十几年美国在和平年代的极盛时期占到的比重大体相当。

  如果从更长的历史跨度上来看,我想把现在的中国比作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昭宣中兴)。文景之治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注定不能可持续的。为什么?不说别的,只说两点:第一,文景之治是在当时国土并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实现的经济繁荣;第二,文景之治是在匈奴威胁的阴影下实现的经济繁荣。这两点就决定了文景之治虽灿烂辉煌,但不能持久。而昭宣之治虽说知名度没有文景之治那么高,但昭宣之治的成就却高于文景之治。为什么?因为昭宣之治是大汉秩序下的国际和平与繁荣,仅凭这一条,昭宣之治就远远高于文景之治。那么,我想把现在的中国比作当初正在从文景之治迈向昭宣之治的汉朝,希望中国可以更上一层楼,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之所以要讲这么多,是因为维护国家安全也要打人民战争,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讲的那样,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所以,我这个经济学者也投入部分精力来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希望对这方面工作感兴趣的同志们也关注这方面内容,共同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提出,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现在我们面临的就是国际秩序大变局,这个国际秩序大变局有多方面的特征,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特征是:西方实力相对衰败,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

  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和产出当中所占份额日益提升。2000年,按市场汇率计算,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79.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GDP占全球54.5%。那么,到了2010年,在全球实际GDP中,发达经济体占比从2000年的54.5%降到了52.3%,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的比例提升到了47.7%。到了2015年,在全球实际GDP中,发达经济体占比已经降到了42.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占比提升到了57.6%。(以上数据由报告人提供。)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占比重正处于日益提升的态势。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的版图上面,新兴市场经济体所占的份额面积越来越大,而传统发达经济体所占的份额相对日益缩小。我们看到这个局面的感受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经济产出所占份额扩大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贡献。但是我们忧的是什么呢?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版图当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也意味着来自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将会日益凸显。

  传统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新特征

  传统经济安全领域包括金融市场稳定、重要粮食原料和人员供应的保障、外部销售市场确保这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市场稳定。金融市场的稳定总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表现在金融市场对外的一面,也就是货币汇率的稳定;第二,表现在对内的一面,也就是国内资产市场能够大致稳定,国内资产市场包括股市、楼市等。

  以前我们的金融市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又是什么样的?如果放到前几十年来谈论这个问题,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两个方面的挑战都相当突出,而且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大概20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在货币汇率的稳定方面的压力比国内资产市场的压力可能还要稍微大一些。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着的严重制约之一是什么呢?在经济学上叫做外汇缺口,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来说就是外汇不足。外汇不足的后发国家的货币汇率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大幅度贬值的压力。如果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后发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货币攻击,那么它的货币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发生非常大的贬值。这样的例子不少。

  这几年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人民币贬值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企业家、投资者在做决策的时候把人民币贬值压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在投资当中需要考虑人民币可能面临的贬值压力,但任何事情有比较才有鉴别。这两年人民币虽然面临贬值压力,但它仅仅是兑美元时才面临贬值压力,兑其他货币时反而呈现升值的走势。其他的货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比人民币贬值的幅度大好几倍。人民币兑美元一年贬值在3%左右,但是别的发展中国家、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兑美元贬值的幅度是多少?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说了,就说“金砖国家”,它们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里比较优秀的代表性国家。从2011年以来,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这四个金砖国家的货币兑美元都经过大幅度贬值,一年之内贬值10%以上,多的时候一年贬值达到30%多,而且都经过贬值-反弹-贬值的过程。正是因为他们的货币跟人民币相比贬值的幅度波动性那么大,所以在“金砖五国”中,另外四个国家的GDP总和相对于中国的GDP来说占比例越来越小,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了。2013年的时候,另外四个国家GDP的总和相当于中国的60%,但2016年的时候,另外四个金砖国家的GDP总和只相当于中国的40%多。然而,这四个金砖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里面还算是比较优秀的,有的发展中国家表现比他们差得多。

  货币汇率的稳定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人民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说委内瑞拉,就说说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正是凭着丰富的资源,在本世纪初前10年中,它的经济表现还不错,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筑非常新潮、前卫。但是,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原料生产的基础上,这也决定了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非常差,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货币汇率问题。原来,哈萨克斯坦的中央银行一直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维护该国货币坚戈兑美元的汇率稳定性,为此也一直在消耗该国所持有的美元外汇。2015年8月,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撑不住了,宣布放弃对哈萨克斯坦坚戈汇率干预,实行浮动汇率。这条声明产生的效果是,哈萨克斯坦坚戈兑美元汇率一夜之间贬值30%。从8月份宣布这个决定到年底,四个月时间,哈萨克斯坦坚戈兑美元贬值超过50%。

  货币汇率不稳定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后发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减速,不仅仅对人民生活产生影响,还带来的一个非常突出表现是一大批国内企业的倒闭垮台,而且越是好企业、越是优秀的企业、越是国际化大企业,在遭遇投机性货币攻击的时候,越可能发生危机而垮台。这好像跟一般人想象得不太一样,但是仔细想想也是不难理解的。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很便利地到国际市场借入外汇贷款。只有好的企业、国际化的企业、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企业才有能力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取得外汇贷款。而且这些好企业、骨干企业在经济繁荣的时候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多借外汇贷款,特别是多借美元贷款。为什么呢?因为本国经济特别繁荣的时候,借入本国货币的贷款有这样的问题:本国货币兑美元处于升值通道之中,假设现在借一亿本国货币本金折合1000万美元,两年之后还款时一亿本金可能要折1200万美元。也就是,借入本国货币债务贷款,折合成美元债务就放大不少。而且在繁荣时期,本国货币利率通常是高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元贷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好企业就会这么想:本币兑美元不是一直在升值吗,美元的贷款利率不是比国内利率低吗,现在我就不在国内借贷款了,而到国际金融市场上去借美元贷款。假设借1亿美元,马上把它兑成5亿本币来使用,而且两三年后还款的时,这1亿美元可能只需要4亿本币就能还了,那不是赚了一把吗?企业都在打这样的算盘。

  这个算盘在繁荣时期是能够应验的,于是乎好企业就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借入不断贬值且利率低的美元贷款。但是,这个好像很合算的做法,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一旦遭到投机性货币攻击,那么这场游戏就要全部反转过来了。首先,本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原来,美元利率相对于本币利率是很低,但这个时候美元利率扶摇直上。此前借入大量外汇特别是借入大量美元贷款的好企业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一,在资产方面,国内资产是用本币计价的,那么在遭遇投机性货币攻击的时候,资产相对于美元是不断贬值、不断缩水的。第二,负债是用美元计价的,负债相对于资产是在不断膨胀的。这样,借入大量美元或其他外汇贷款的好企业就会陷入资产相对负债不断缩水甚至是还不起贷款的情况。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韩国的财阀一个一个倒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汇率影响了一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体系的稳定机制。所以,投机性货币攻击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是非常深入而又系统的。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等方面是不足的,所以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投机性货币攻击的压力始终是非常巨大的,是经济安全方面面临的非常严峻、非常沉重的挑战。这一点也是中国经济安全长期面临的挑战。

  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定变化。倒不是说人民币不再面临投机性货币攻击的压力,而是说现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压力考验的程度和1997、1998年不可同日而语,和上世纪80年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因为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外汇储备规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长期国际收支顺差阶段;二是在本世纪初,我国成为了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储备规模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我国外汇储备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国家所能积累的最大一笔外汇储备资产。这就意味着,投机者要对人民币汇率发动投机性货币攻击的难度要大多了。

  为什么遭受投机性货币攻击一直是我国非常严峻的环境呢?从鸦片战争之前20年左右,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是常态,平衡和顺差的情况是少见的。那么,人民币汇率面临贬值压力,也是一种常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经常项目收支、资本项目收支出现双顺差状态,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我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基本格局还将维持。投机者要攻击一个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的国家容易得手,要攻击一个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且积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外汇储备的国家的货币汇率,难度很大。所以,别看这两年媒体炒得凶,但相对而言,在金融市场稳定方面,投机性货币攻击的威胁性、严重性处于下降状态。这是我们此前几十年努力奋斗的成果。

  但是,一个方面,来自外部的投机性货币攻击的压力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国内资产振荡的经济安全挑战压力在相对上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不断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分量、地位不断扩大、不断上升,中国国内资产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和振荡也日益凸显,从这两年国内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变动的压力,我们可以就看出来。这是金融市场稳定方面挑战的一个新特征,即:投机性货币攻击分量相对下降,国内市场振荡挑战分量相对上升。

  二是粮食、重要原料、能源供应的保障。其一是粮食的供应保障。传统上是要保障粮食基本自给,但这些年我们的主粮作物产量一直在增长,进口肉类也都在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中,我相信我们的粮食和肉类的进口数量还会持续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那么,这带来的一个情况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粮食自给率可能会有所下降。如何保障我国国内粮食供给,这是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其二是重要原料的供应保障。这个问题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凸显的。在90年代之前,中国在国际原料贸易方面一直是原料净出口国,也就是说我们的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多于进口,那个时候我们是初级产品的净出口国,但是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初级产品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初级产品的净出口国变成了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而且差额越来越大。到90年代后期,我们在很多初级产品上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进口数量越来越多,占全世界进口的份额越来越大。这种进口的增长表现突出到了什么地步呢?以煤炭为例。煤炭是我国资源丰富的能源初级产品。第一,我国是全世界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国家。第二,我国是全世界煤炭产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煤炭的产量占全世界将近一半。然而,我国每年煤炭消费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还多。本世纪初以来,在煤炭产量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煤炭进口量也在持续高速增长。前几年,我国一年进口的煤炭总量达到三亿吨。三亿吨是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煤炭国际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至于其他的重要原料,像铁矿石、石油、天然气、铜矿等,我们早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国,而且进口数量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保障粮食、重要原料和能源的供应这方面在经济安全中所占的分量正日益突出。

  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干嘛要进口这么多粮食、这么多原料、这么多能源。我们不是可以产这么多煤,也可以产这么多粮食吗?问题是这样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市场不是上游的初级产品产业,上游的初级产品产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份额是非常小的。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初级产品的下游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也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国内原料以及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供应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一是供应数量有欠缺,品质方面的欠缺更大。比如铁矿石,我们的钢铁产量占全世界钢铁产量的一半还多,但我国国内铁矿石储量不是特别多,且品位很低。我们进口的三大矿——巴西的淡水河谷以及澳洲的力拓、必和必拓的铁矿石含铁量都是60%多的,印度铁矿石含铁量也有55%到60%。但我国国内的铁矿石一般含铁量有20%多,含铁量达到30%的只有海南一个铁矿,而且这个铁矿的储量不是很大。我们的所有产业都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上进行开放的竞争,如果我们的原料一味强求用国内的原料来供应,考虑到国内原料成本高、品质差,就会影响下游制造业的竞争力,长时间下来,我们的下游制造业怎么活呢?中国制造业还能持续发展吗?所以,在和平时代,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竞争力,我们必须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提升、锻造整个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而在发生不可预测的大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有能力保证我们的粮食、主要原料和能源供应。这就是对我们的经济安全重要的挑战。

  三是外部销售市场的确保。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大国,出口部门创造了上亿人的就业岗位。如果我们不能确保外部销售市场,那么会对我们的经济安全、国内就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其他产业部门也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这是我们传统经济安全挑战的三个方面新特征。

  我们在保障经济安全方面,要注意避免陷阱误区。保障经济安全不是安全系数越高越好。第一,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标;第二,不为解决较小的问题而去制造更大的问题。比如,强求战时也能保障现在粮食和食品的消费目标,我认为这个就是不合理的。因为怎么能够要求战争时候的食品消费和歌舞升平、经济繁荣时候的食品消费是一样多、有一样的结构呢?那是不合理的。同样,现在我们是石油、天然气第一大进口大国。我们进口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好多是用于制造出口产品,还有其他原料的进口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战时是不是要保障这么多的原料和能源呢?我认为那也是不合理的。因为真正到了战争的时候,我们肯定不会有这么多的出口。这就是我们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标。

  不追求不合理的目标,我们不能指望中欧铁路替代海运,我们要适度推进中国铁路的发展,但不能够指望替代海运,因为从运量和运输成本来说,二者是不能比的。中欧铁路现在一年的运输量是四万多个集装箱,按照外贸主力船型计算,也就是六船的量;如果按照外贸大船运载量计算,也就是两船多的量。我们现在外贸的50%是走海运,因为海运的运量和运输成本竞争力无可比拟。中欧铁路只能作为外贸海运的一个辅助手段,是不可能替代海运的。

  应对政治安全工作新挑战,首先要明确中国核心利益是如何界定的。只有界定好中国核心利益,我们才能知道政治安全追求的目标。在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里,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核心利益有以下六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而且对于中国这种独立自主的大国而言,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在这六项核心利益中占据提纲挈领的地位,因为只有做到自身内部不乱,才有能力保证另外五项核心利益。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外敌入侵得手,关键原因也是中国内部出了大问题。因此,我们引申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保障国家政治安全,重心在于国内。堡垒常常从内部攻破。单纯外部军事侵略对于今日的中国来说已经很难得手,但侵蚀、分化中国内部更有可能使中国不战自乱,进而使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经济社会发展等核心利益化为泡影。我们看看前苏联下场,就不难理解了。

  想要讲的还很多,时间关系,今天的这堂课到此为止。谢谢大家,也欢迎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在课后与我进行交流,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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